第六十六章：老板的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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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六晚上，第八场。
她走之后的第一个周六。我到场子的时候，天还没全黑，月亮已经上来了，淡淡的，挂在天上。我提前一个小时到场，把椅子摆好。摆到第一排中间，我停了一下，还是把那张椅子摆上了。
老陈多摆了两把椅子，说：“上回那姑娘坐第一排，今儿那位置空着，我看着不习惯。”
我没接话。第一排中间那个位置，确实空着。她坐过的地方，空了七天。
开场前，小满在调音，试了两遍和弦，又停下来，说：“今晚唱哪三首。”
我说：“你定。”
小满说：“唱《夏至》，唱《晾衣绳》，唱《常来》。新歌第一晚，给它个面子。”
我说：“行。”
《夏至》唱到副歌，底下有人跟着哼。我唱那句我把一整个夏天，唱给太阳底下最远的你的时候，往第一排看了一眼。位置空着。太阳底下最远的你，现在在北京。
曲四改名之后第一次正式唱，名字叫《常来》。小满报歌名的时候，底下安静了一瞬，大爷第一个鼓掌。
唱到一半，我往第一排又看了一眼。我想，这首歌，她还没听过。名字是她走之后才定的，她只听过名字，没听过歌。
唱到副歌，大爷跟着哼了两句，调子不对，但他哼得认真。唱完，底下有人喊，这是新歌。小满说：“新歌，名字今天才定的。”
大爷坐在老位置，说：“名字好。”
我说：“是您给的名字。”
大爷说：“我给的。”
我说：“您说的，好听就常来。”
大爷想了想，笑了，说：“那我还得常来。”他又问：“那姑娘呢。”
我说：“回北京了。”
大爷说：“下周还来。”
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大爷说：“那姑娘，下回带来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大爷说：“说话算话。”我说：“算话。”
大爷没再问，从兜里掏出两颗糖，塞给我。糖纸是旧的，印着花，跟我头一回见他时他给的一模一样。他说：“好听就常来。你也是。”
我把糖攥在手里，没拆。
大爷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，说：“下周六，我还来。”他走了两步，又回头，说：“那姑娘要是来，给她留颗糖。”
我说：“留。”
老夫妻也来了，还是坐在靠边的位置。他们点了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小满唱完，老太太跟着哼了最后一句。老大爷说：“年轻的时候，唱过。”
唱《晾衣绳》的时候，第二句那儿，小满停了一下。底下有人小声问，这句怎么空着。大爷说：“这歌还欠着。欠着的东西，总会还的。”
大爷问我，《晾衣绳》第二句，什么时候长齐。
我说：“等它自己长。”
大爷说：“好。我等。”
小满唱完下来，坐到我旁边，说：“曲四有名字了，我怎么还是觉得，它没长齐。”
我说：“名字是给大爷的，曲子是你的。它齐了。”
小满说：“我知道。我就是觉得，唱的时候，少了一个人的声音。”
我没接话。
小满说：“她坐第一排那场，我唱得最稳。今儿那位置空着，我老想往那儿看。”
她说完，也没再说话，抱着吉他走了。走到门口，她又停下来，说：“晾衣绳第二句，你什么时候写出来，我什么时候把它唱齐。”她顿了顿，说：“她说过，第一遍，要给她听。”
我说：“记着。”
中场，我坐在台边喝水。老陈过来，递给我一瓶水。
我接过来，是常温的。
老陈说：“冰的没了，将就喝。”
我说：“谢了。”
老陈没走。他在我旁边蹲下来，点了一根烟，说：“那姑娘，是真心疼你。”
我抬头看他。
老陈说：“上回她来，帮我把椅子摆得齐齐的。她说，摆椅子，我在书店也摆。我心想，这姑娘懂规矩。她走的时候，站在那块木牌前头，把把歌唱完，再走念了一遍，声音很轻。我听见了。散场的时候，她又跟我说，他唱歌费嗓子，冰水别给他，给他常温的。我说，记住了。”
他说：“她那天还问我，他平时喝什么。我说，凉的。她说，改了吧。”
他说：“我这儿有个老规矩，冰水是记人的。关店前放一瓶，第二天看还在不在，在，就说明人还回来。账本上也是，一场，记一碗冰水。你唱了八场，我记了八行。她来听了一场，我记了一碗。”
他说：“我这账本记了快二十年。最早记冰水，是给说书的刘先生记的。他唱一场，我记一碗，他唱了三年，我记了三年。后来他不唱了，那几页我还留着。有人问我，记这个干什么。我说，记人。记人比记账实在。”
他说：“你唱一场，我记一场。等你不唱了，这几页我也留着。”
我喝了一口。水是常温的，但我喉咙有点紧。
老陈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这几天没歇好，嗓子哑了一点。”
我说：“没觉着。”
老陈说：“那姑娘走之前就跟我说了，你会硬撑。她说，要是看他嗓子不对劲，让他少唱一首，不丢人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没接话。
老陈又说：“她人回北京了，话留在我这儿了。这瓶水，就当是她让我递给你的。账会算错，人不会。”
他抽完那根烟，站起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走了。
我坐在台边，把那瓶水握在手里，没再喝。冰水是记人的。她人不在，水是常温的。
散场的时候，我帮老陈收椅子。收到第一排中间那张，我停了一下。老陈在旁边，说：“那张椅子，下周六还摆。”
我说：“摆。”
老陈把账本合上，说：“下周六还唱。”
我说：“唱。”
老陈说：“那姑娘不在，你也唱。”
我说：“唱。”
回住处的路上，我绕到旧货店门口，店关了，红壳收音机静着。我站了一会儿，走了。
夜里十一点，我给林知意打电话。
她接起来，说：“第八场唱完了。”
我说：“唱完了。”
她说：“大爷去了。”
我说：“去了。《常来》的名字，他认了。”
她说：“那就好。名字是听歌的人给的，他认了，就长齐了。”
我说：“小满也是这么说的。”
她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小满懂。”
她顿了顿，说：“老陈没给你喝冰的吧。我嘱咐过他。”
我说：“没喝。他给了瓶常温的。”
她说：“那就好。你嗓子要紧。唱完八场，比什么都值。”
我说：“你今天说话，比平时短。”
她说：“店里忙。”她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你要是想我了，就回北京来。复查是两三个月后，别等复查。”
我没接话。
她也没催。她说：“北京下了点雨，不大，落在地上就干了。成都呢。”
我说：“晴的。月亮很亮。”
她说：“那就好。”她说：“今天店里来了个人，买走了那本散文集，就剩最后一本了。”我说：“哪本。”她说：“写南方的。”我说：“你留着吧。”她说：“好，给你留着。”
她说：“我这两天把《天井》的谱子翻出来了，副歌前面那四拍，我试了试，空着，正好。”
我说：“等你。”
她说：“等我。琴能拉音阶了，手指头还生，弦是新的，音准还要调。等我拉顺了，第一段先录给你听。”她说：“我录了一段音阶，发给你听听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挂了电话，手机亮了一下，她发来一段音频。我点开。音阶是平的，一个一个往上爬，最后一个音，拖了一下。
像她在那边，没忍住笑。
我把那两分钟听完，又听了一遍。第三遍的时候，我数了数，一共十二个音。第十二个音，比前面都长。
月亮很亮，老槐树的影子横在窗台上。
那两颗糖还在，我拆了一颗，放进嘴里。糖是甜的。
我又把手机拿起来，查了成都到北京的航班。看了一会儿，关掉。
我把糖纸留了一张，压在那瓶水底下。
桌上那瓶水，还是常温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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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走之后的第一个周六。我到场子的时候，天还没全黑，月亮已经上来了，淡淡的，挂在天上。我提前一个小时到场，把椅子摆好。摆到第一排中间，我停了一下，还是把那张椅子摆上了。
老陈多摆了两把椅子，说：“上回那姑娘坐第一排，今儿那位置空着，我看着不习惯。”
我没接话。第一排中间那个位置，确实空着。她坐过的地方，空了七天。
开场前，小满在调音，试了两遍和弦，又停下来，说：“今晚唱哪三首。”
我说：“你定。”
小满说：“唱《夏至》，唱《晾衣绳》，唱《常来》。新歌第一晚，给它个面子。”
我说：“行。”
《夏至》唱到副歌，底下有人跟着哼。我唱那句我把一整个夏天，唱给太阳底下最远的你的时候，往第一排看了一眼。位置空着。太阳底下最远的你，现在在北京。
曲四改名之后第一次正式唱，名字叫《常来》。小满报歌名的时候，底下安静了一瞬，大爷第一个鼓掌。
唱到一半，我往第一排又看了一眼。我想，这首歌，她还没听过。名字是她走之后才定的，她只听过名字，没听过歌。
唱到副歌，大爷跟着哼了两句，调子不对，但他哼得认真。唱完，底下有人喊，这是新歌。小满说：“新歌，名字今天才定的。”
大爷坐在老位置，说：“名字好。”
我说：“是您给的名字。”
大爷说：“我给的。”
我说：“您说的，好听就常来。”
大爷想了想，笑了，说：“那我还得常来。”他又问：“那姑娘呢。”
我说：“回北京了。”
大爷说：“下周还来。”
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大爷说：“那姑娘，下回带来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大爷说：“说话算话。”我说：“算话。”
大爷没再问，从兜里掏出两颗糖，塞给我。糖纸是旧的，印着花，跟我头一回见他时他给的一模一样。他说：“好听就常来。你也是。”
我把糖攥在手里，没拆。
大爷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，说：“下周六，我还来。”他走了两步，又回头，说：“那姑娘要是来，给她留颗糖。”
我说：“留。”
老夫妻也来了，还是坐在靠边的位置。他们点了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小满唱完，老太太跟着哼了最后一句。老大爷说：“年轻的时候，唱过。”
唱《晾衣绳》的时候，第二句那儿，小满停了一下。底下有人小声问，这句怎么空着。大爷说：“这歌还欠着。欠着的东西，总会还的。”
大爷问我，《晾衣绳》第二句，什么时候长齐。
我说：“等它自己长。”
大爷说：“好。我等。”
小满唱完下来，坐到我旁边，说：“曲四有名字了，我怎么还是觉得，它没长齐。”
我说：“名字是给大爷的，曲子是你的。它齐了。”
小满说：“我知道。我就是觉得，唱的时候，少了一个人的声音。”
我没接话。
小满说：“她坐第一排那场，我唱得最稳。今儿那位置空着，我老想往那儿看。”
她说完，也没再说话，抱着吉他走了。走到门口，她又停下来，说：“晾衣绳第二句，你什么时候写出来，我什么时候把它唱齐。”她顿了顿，说：“她说过，第一遍，要给她听。”
我说：“记着。”
中场，我坐在台边喝水。老陈过来，递给我一瓶水。
我接过来，是常温的。
老陈说：“冰的没了，将就喝。”
我说：“谢了。”
老陈没走。他在我旁边蹲下来，点了一根烟，说：“那姑娘，是真心疼你。”
我抬头看他。
老陈说：“上回她来，帮我把椅子摆得齐齐的。她说，摆椅子，我在书店也摆。我心想，这姑娘懂规矩。她走的时候，站在那块木牌前头，把把歌唱完，再走念了一遍，声音很轻。我听见了。散场的时候，她又跟我说，他唱歌费嗓子，冰水别给他，给他常温的。我说，记住了。”
他说：“她那天还问我，他平时喝什么。我说，凉的。她说，改了吧。”
他说：“我这儿有个老规矩，冰水是记人的。关店前放一瓶，第二天看还在不在，在，就说明人还回来。账本上也是，一场，记一碗冰水。你唱了八场，我记了八行。她来听了一场，我记了一碗。”
他说：“我这账本记了快二十年。最早记冰水，是给说书的刘先生记的。他唱一场，我记一碗，他唱了三年，我记了三年。后来他不唱了，那几页我还留着。有人问我，记这个干什么。我说，记人。记人比记账实在。”
他说：“你唱一场，我记一场。等你不唱了，这几页我也留着。”
我喝了一口。水是常温的，但我喉咙有点紧。
老陈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这几天没歇好，嗓子哑了一点。”
我说：“没觉着。”
老陈说：“那姑娘走之前就跟我说了，你会硬撑。她说，要是看他嗓子不对劲，让他少唱一首，不丢人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没接话。
老陈又说：“她人回北京了，话留在我这儿了。这瓶水，就当是她让我递给你的。账会算错，人不会。”
他抽完那根烟，站起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走了。
我坐在台边，把那瓶水握在手里，没再喝。冰水是记人的。她人不在，水是常温的。
散场的时候，我帮老陈收椅子。收到第一排中间那张，我停了一下。老陈在旁边，说：“那张椅子，下周六还摆。”
我说：“摆。”
老陈把账本合上，说：“下周六还唱。”
我说：“唱。”
老陈说：“那姑娘不在，你也唱。”
我说：“唱。”
回住处的路上，我绕到旧货店门口，店关了，红壳收音机静着。我站了一会儿，走了。
夜里十一点，我给林知意打电话。
她接起来，说：“第八场唱完了。”
我说：“唱完了。”
她说：“大爷去了。”
我说：“去了。《常来》的名字，他认了。”
她说：“那就好。名字是听歌的人给的，他认了，就长齐了。”
我说：“小满也是这么说的。”
她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小满懂。”
她顿了顿，说：“老陈没给你喝冰的吧。我嘱咐过他。”
我说：“没喝。他给了瓶常温的。”
她说：“那就好。你嗓子要紧。唱完八场，比什么都值。”
我说：“你今天说话，比平时短。”
她说：“店里忙。”她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你要是想我了，就回北京来。复查是两三个月后，别等复查。”
我没接话。
她也没催。她说：“北京下了点雨，不大，落在地上就干了。成都呢。”
我说：“晴的。月亮很亮。”
她说：“那就好。”她说：“今天店里来了个人，买走了那本散文集，就剩最后一本了。”我说：“哪本。”她说：“写南方的。”我说：“你留着吧。”她说：“好，给你留着。”
她说：“我这两天把《天井》的谱子翻出来了，副歌前面那四拍，我试了试，空着，正好。”
我说：“等你。”
她说：“等我。琴能拉音阶了，手指头还生，弦是新的，音准还要调。等我拉顺了，第一段先录给你听。”她说：“我录了一段音阶，发给你听听。”
我说：“好。”
挂了电话，手机亮了一下，她发来一段音频。我点开。音阶是平的，一个一个往上爬，最后一个音，拖了一下。
像她在那边，没忍住笑。
我把那两分钟听完，又听了一遍。第三遍的时候，我数了数，一共十二个音。第十二个音，比前面都长。
月亮很亮，老槐树的影子横在窗台上。
那两颗糖还在，我拆了一颗，放进嘴里。糖是甜的。
我又把手机拿起来，查了成都到北京的航班。看了一会儿，关掉。
我把糖纸留了一张，压在那瓶水底下。
桌上那瓶水，还是常温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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