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493章 李子树下一个人的年夜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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腊月二十八那天，张婶在巷口支起了一口大铁锅。
炸丸子的油烟从巷口一直飘到巷尾，把整条巷子的窗户都熏得关上了——只有老李家那扇窗还开着。阿黄趴在窗台上，鼻子贴在纱窗上，用力地闻着那股油烟味。它认得这个味道。老李在的时候，每年腊月二十八也会炸丸子。他炸的丸子跟张婶的不一样——老李的丸子个头小，面多肉少，炸出来硬邦邦的，砸在碗里当当响。张婶说老李你这也太抠了，肉馅跟不要钱似的往里掺馒头屑。老李就嘿嘿笑，说阿黄又不嫌，然后趁张婶转身的功夫把刚炸好的第一个丸子掰成两半，一半自己吹着气吃了，一半放在阿黄碗里。丸子太烫，阿黄用爪子拨了好几下才敢下嘴，咬开的时候面壳里冒出一股白气，肉香混着姜末的辛辣直冲鼻子。
那个味道，阿黄已经一年没闻到过了。
张婶的丸子炸好了，端了一碗过来。她推开门的时候阿黄从窗台上跳下来，习惯性地往藤椅那边看了一眼——空的。这个动作张婶看在眼里，没说什么，只是把碗放在门槛里面，蹲下来摸了摸阿黄的脑袋：“吃吧，刚出锅的，趁热。”阿黄低下头闻了闻——张婶的丸子肉多面少，比老李做的好吃多了。但它只吃了两个就停了，剩下的用鼻子拱到搪瓷碗旁边，像是给人留的。
张婶站起来，看了一眼那张空藤椅，又看了一眼藤椅下面整整齐齐摆着的东西——棉拖鞋、烟斗、收音机、搪瓷茶缸，还有那一小堆已经干枯卷边的落叶。她搬进来快一年了，这间屋子里的东西一样没少，就是多了一层灰。床头柜上的日历还是老李走那天的那一页，阿黄从来不碰，但也不让任何人翻。有一次她好心把日历翻到当月，第二天来看，日历又被翻了回去。不是爪子扒拉的，是阿黄用鼻子和嘴巴一点一点地拱回去的，拱得那页纸起了毛边。
“你比你爹还倔。”张婶叹了口气，把搪瓷碗里的陈水换成新的，又把狗粮袋子打开看了看还剩多少。袋子里还有大半袋——阿黄现在吃得很少，不像老李在的时候，一顿能吃掉一整碗粥外加半个馒头。那时候阿黄胖，肚子圆滚滚的，老李老说它是狗界里的胖子。现在瘦了，肋骨一根一根地隔着皮毛隐约可见，但精神还好，眼睛还是亮的，耳朵还是竖的。
张婶走了之后，巷子里又恢复了安静。阿黄把那碗丸子一个一个叼到藤椅下面，在老李的棉拖鞋旁边摆成一排。它做完这件事就趴回藤椅下面，把下巴搭在老李的拖鞋上，半阖着眼帘，盯着门槛外面的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。冬天的天黑得早，五点多钟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巷子里的路灯坏了两盏，只剩中间那盏还能亮，昏黄的光打在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，在地上投下乱七八糟的影子。阿黄看着那些影子在风里晃，尾巴尖轻轻摇了一下，像是在数数。
腊月二十九，巷子里开始贴春联。隔壁王大爷的儿子从城里回来，开了一辆白颜色的轿车停在巷口。车门一开，先下来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，背着新书包往巷子里跑，边跑边喊爷爷。王大爷从屋里出来，腰上还系着围裙，蹲下来张开胳膊，被两个孩子撞了个满怀。阿黄趴在门槛上看着，看着那两个孩子围着王大爷叽叽喳喳地说话，说学校里的事，说考试考了多少分，说妈妈给他们买了新衣服。王大爷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，连说好好好。儿子和儿媳从后面跟上来，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，一箱牛奶、一袋水果、几盒保健品，还有一条红塔山。红塔山——老李也抽那个牌子。阿黄的鼻子动了动。
王大爷的儿子看到阿黄，愣了一下，低声问他爸：“李叔家的狗还在啊？”王大爷叹了口气：“在。天天守着，哪也不去。你张婶每天给喂，倒是饿不着，就是——唉，不说了。”儿媳在旁边插了一句：“要不把它带咱家养？看着怪可怜的。”王大爷摇了摇头：“试过，不走。你张婶说，有一回把它抱到自己家，关上门，它愣是用爪子扒了一夜的门，第二天嗓子都叫哑了。后来就没人敢动了。”
儿媳还想说什么，被儿子拉了一下袖子，没再说下去。一家人进了屋，门关上了。王大爷家的窗户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和电视机的声响，还有孩子的笑声。巷子里又只剩下阿黄，和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。
阿黄从门槛上跳下来，走回藤椅旁，把老李的烟斗叼起来含在嘴里。烟斗是冷的，但斗钵里残留的那一丁点烟油的味道还在，苦涩的、焦香的、老李呼出来的那种混合着红茶和肺叶深处积攒了几十年的烟火气。阿黄含着烟斗，就像小时候含着老李的手指头——老李说它那是磨牙期，把手伸给它咬，它下口没轻没重，把老李的虎口咬出了一排牙印。老李也不恼，把手缩回来吹了吹，又伸过去。后来那排牙印变成了老李虎口上的一道疤，白白的一条，在那些因年岁而愈发松弛的皮肤褶皱里格外显眼。老李有时候会摸着那道疤跟阿黄说，你看，这是你给老子盖的章。
年三十。从下午开始，巷子里就热闹了起来。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传出了煎炒烹炸的声响，高压锅的气阀在嘶嘶地转，菜刀在砧板上笃笃笃地剁着饺子馅，不知道谁家的砂锅里炖着莲藕排骨汤，莲藕的清甜混着排骨的肉香，顺着窗户缝飘出来，被冬日的冷风一裹，整条巷子都浸在那股暖融融的年味里。阿黄趴在门槛里面，把鼻子伸出门缝，用力地吸着。它闻到王大爷家在做红烧鱼，隔壁张婶在蒸年糕，巷口老孙家在炸春卷。它还闻到了别人家的狗在啃骨头的味道——不是骨头上那点残余的肉渣，是骨头本身被牙齿咬碎时释放出来的骨髓的腥甜。
但它没有动。它把脑袋缩回来，用爪子扒拉了一下面前那碗冷掉的丸子——张婶今天早上又来了一次，把昨天的丸子换成了新鲜的，还多加了一块卤牛肉。牛肉切得巴掌大，卤汁渗透了每一道纹理，在碗底汪出浅浅一汪暗红色的汤汁。阿黄把牛肉叼到藤椅下面，放在老李的拖鞋和烟斗之间最中间的位置。然后回到门槛旁，继续守它那个已经在另一个世界里过年的主人。
鞭炮声响起来的时候，阿黄一下子站了起来。尾巴僵在半空中，耳朵竖得笔直，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、带着不确定的呜咽。它怕鞭炮——不是怕响声，是怕那个响声带来的联想。去年过年的时候，老李带着它在门口放了一挂小鞭，阿黄吓得钻到藤椅底下不肯出来。老李蹲在门口笑它，说这么大一条狗怕炮仗，丢不丢狗脸。话是这么说，老李还是把剩下的鞭炮都收起来了，说算了不放了，我阿黄怕吵。那个动作阿黄记得很清楚，老李把鞭炮塞进抽屉最里面，关上抽屉，拍了拍手上的硝烟味，回头朝它笑了一下。
抽屉现在还在那里，鞭炮也在那里。老李不在了。
阿黄从藤椅下面跑出来，在屋里转了两圈。鞭炮声越来越密，整座城市都在放烟花，天空中炸开的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红的、绿的、金的，一闪一闪地照亮了那张空藤椅。阿黄跑到藤椅前面，把前爪搭在椅面上，舔了舔扶手上那块被老李的手磨得锃亮的藤条。藤条是凉的。老李的手是热的。它把头埋进老李那件搭在椅背上的灰布外套里，外套上残留的烟草味已经很淡很淡了，但它还是用力地闻着，闻得整个身体都在发抖。它不懂什么叫过年，但它的身体能感受到今天和别的日子不一样——巷子里所有的人声、香味、灯火都指向同一件事情：团圆。然而它的团，永远地圆不上了。
鞭炮声持续了很久。阿黄在外套里埋着头，一动不动。后来声渐渐小了，它才从外套里钻出来，跳到窗台上，用鼻子顶开窗户。寒风灌进来，吹得桌上那本日历哗哗翻了好几页。阿黄回头看了一眼——日历翻过了老李写“买药”的那一页，翻到了新的一页上。它从窗台上跳下来，走到桌前，用鼻子拱着日历往回翻，翻了一页又一页，直到重新翻到老李写“买药”的那一页。然后用爪子按住，下巴搁在上面，闭上眼睛。
午夜时分，巷子里安静了下来。守岁的人们陆续睡了，只有路灯还亮着，把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的影子印在老李家的窗户上。阿黄没有睡。它从藤椅下面叼出一样东西——老李的搪瓷茶缸。茶缸内壁的茶垢还在，只是干透了，原来常年浸润的茶水被时间蒸发殆尽，只剩下一层深褐色的痕迹，像是茶杯本身长出的一层皮肤。阿黄叼着茶缸走到水碗旁边，小心翼翼地把茶缸放进去，用爪子按住，让它沉到水底。水泡从茶缸里冒出来，咕嘟咕嘟的，像是茶缸在水底下叹了口气。它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，它只是记得老李每天晚上都会把茶缸里的剩茶倒掉，用清水涮一涮，然后倒扣在桌上晾干。老李已经很久没做这个动作了，它替他做。
茶缸泡了一会儿，阿黄把它叼出来放在桌上——它够不到桌面，是把前爪搭在椅子上再借力把茶缸推上去的。茶缸在桌上滚了两圈，停在日历旁边。然后它跳回藤椅下面，把老李的棉拖鞋往旁边挪了一点，给自己腾了个位置，蜷成一团，尾巴盖在鼻子上。窗外的烟花彻底停了，夜安静得像一块沉在水底的石头。阿黄在梦里看见老李回来了——老李推开那扇吱嘎作响的木门，手里拎着一袋肉馅和一捆韭菜，肩膀上落着细碎的雪花，说阿黄，今晚咱爷俩包饺子。
大年初一。清晨的阳光透过纱窗落在阿黄身上。它睁开眼睛，盯着门槛发了好一会儿呆。然后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动作跟老李一模一样——后腿蹬直，前腿趴在地上，屁股撅得高高的。它走到门口，用鼻子顶开门，走进院子里。院子里的李子树光秃秃的，枝丫上挂着一层薄霜，在晨光里晶莹地闪。树下有一片被霜打湿的落叶，边缘已经冻硬了。阿黄把落叶叼起来，抖掉上面的霜花，回到屋里，放在藤椅下那一小堆落叶的顶上。然后它退后一步坐定，看着藤椅下面那些东西——棉拖鞋、烟斗、收音机、搪瓷茶缸、放了三天的那块卤牛肉、十六片落叶。整整齐齐，一样不少。
老李没有回来。但阿黄把家守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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炸丸子的油烟从巷口一直飘到巷尾，把整条巷子的窗户都熏得关上了——只有老李家那扇窗还开着。阿黄趴在窗台上，鼻子贴在纱窗上，用力地闻着那股油烟味。它认得这个味道。老李在的时候，每年腊月二十八也会炸丸子。他炸的丸子跟张婶的不一样——老李的丸子个头小，面多肉少，炸出来硬邦邦的，砸在碗里当当响。张婶说老李你这也太抠了，肉馅跟不要钱似的往里掺馒头屑。老李就嘿嘿笑，说阿黄又不嫌，然后趁张婶转身的功夫把刚炸好的第一个丸子掰成两半，一半自己吹着气吃了，一半放在阿黄碗里。丸子太烫，阿黄用爪子拨了好几下才敢下嘴，咬开的时候面壳里冒出一股白气，肉香混着姜末的辛辣直冲鼻子。
那个味道，阿黄已经一年没闻到过了。
张婶的丸子炸好了，端了一碗过来。她推开门的时候阿黄从窗台上跳下来，习惯性地往藤椅那边看了一眼——空的。这个动作张婶看在眼里，没说什么，只是把碗放在门槛里面，蹲下来摸了摸阿黄的脑袋：“吃吧，刚出锅的，趁热。”阿黄低下头闻了闻——张婶的丸子肉多面少，比老李做的好吃多了。但它只吃了两个就停了，剩下的用鼻子拱到搪瓷碗旁边，像是给人留的。
张婶站起来，看了一眼那张空藤椅，又看了一眼藤椅下面整整齐齐摆着的东西——棉拖鞋、烟斗、收音机、搪瓷茶缸，还有那一小堆已经干枯卷边的落叶。她搬进来快一年了，这间屋子里的东西一样没少，就是多了一层灰。床头柜上的日历还是老李走那天的那一页，阿黄从来不碰，但也不让任何人翻。有一次她好心把日历翻到当月，第二天来看，日历又被翻了回去。不是爪子扒拉的，是阿黄用鼻子和嘴巴一点一点地拱回去的，拱得那页纸起了毛边。
“你比你爹还倔。”张婶叹了口气，把搪瓷碗里的陈水换成新的，又把狗粮袋子打开看了看还剩多少。袋子里还有大半袋——阿黄现在吃得很少，不像老李在的时候，一顿能吃掉一整碗粥外加半个馒头。那时候阿黄胖，肚子圆滚滚的，老李老说它是狗界里的胖子。现在瘦了，肋骨一根一根地隔着皮毛隐约可见，但精神还好，眼睛还是亮的，耳朵还是竖的。
张婶走了之后，巷子里又恢复了安静。阿黄把那碗丸子一个一个叼到藤椅下面，在老李的棉拖鞋旁边摆成一排。它做完这件事就趴回藤椅下面，把下巴搭在老李的拖鞋上，半阖着眼帘，盯着门槛外面的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。冬天的天黑得早，五点多钟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巷子里的路灯坏了两盏，只剩中间那盏还能亮，昏黄的光打在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，在地上投下乱七八糟的影子。阿黄看着那些影子在风里晃，尾巴尖轻轻摇了一下，像是在数数。
腊月二十九，巷子里开始贴春联。隔壁王大爷的儿子从城里回来，开了一辆白颜色的轿车停在巷口。车门一开，先下来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，背着新书包往巷子里跑，边跑边喊爷爷。王大爷从屋里出来，腰上还系着围裙，蹲下来张开胳膊，被两个孩子撞了个满怀。阿黄趴在门槛上看着，看着那两个孩子围着王大爷叽叽喳喳地说话，说学校里的事，说考试考了多少分，说妈妈给他们买了新衣服。王大爷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，连说好好好。儿子和儿媳从后面跟上来，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，一箱牛奶、一袋水果、几盒保健品，还有一条红塔山。红塔山——老李也抽那个牌子。阿黄的鼻子动了动。
王大爷的儿子看到阿黄，愣了一下，低声问他爸：“李叔家的狗还在啊？”王大爷叹了口气：“在。天天守着，哪也不去。你张婶每天给喂，倒是饿不着，就是——唉，不说了。”儿媳在旁边插了一句：“要不把它带咱家养？看着怪可怜的。”王大爷摇了摇头：“试过，不走。你张婶说，有一回把它抱到自己家，关上门，它愣是用爪子扒了一夜的门，第二天嗓子都叫哑了。后来就没人敢动了。”
儿媳还想说什么，被儿子拉了一下袖子，没再说下去。一家人进了屋，门关上了。王大爷家的窗户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和电视机的声响，还有孩子的笑声。巷子里又只剩下阿黄，和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。
阿黄从门槛上跳下来，走回藤椅旁，把老李的烟斗叼起来含在嘴里。烟斗是冷的，但斗钵里残留的那一丁点烟油的味道还在，苦涩的、焦香的、老李呼出来的那种混合着红茶和肺叶深处积攒了几十年的烟火气。阿黄含着烟斗，就像小时候含着老李的手指头——老李说它那是磨牙期，把手伸给它咬，它下口没轻没重，把老李的虎口咬出了一排牙印。老李也不恼，把手缩回来吹了吹，又伸过去。后来那排牙印变成了老李虎口上的一道疤，白白的一条，在那些因年岁而愈发松弛的皮肤褶皱里格外显眼。老李有时候会摸着那道疤跟阿黄说，你看，这是你给老子盖的章。
年三十。从下午开始，巷子里就热闹了起来。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传出了煎炒烹炸的声响，高压锅的气阀在嘶嘶地转，菜刀在砧板上笃笃笃地剁着饺子馅，不知道谁家的砂锅里炖着莲藕排骨汤，莲藕的清甜混着排骨的肉香，顺着窗户缝飘出来，被冬日的冷风一裹，整条巷子都浸在那股暖融融的年味里。阿黄趴在门槛里面，把鼻子伸出门缝，用力地吸着。它闻到王大爷家在做红烧鱼，隔壁张婶在蒸年糕，巷口老孙家在炸春卷。它还闻到了别人家的狗在啃骨头的味道——不是骨头上那点残余的肉渣，是骨头本身被牙齿咬碎时释放出来的骨髓的腥甜。
但它没有动。它把脑袋缩回来，用爪子扒拉了一下面前那碗冷掉的丸子——张婶今天早上又来了一次，把昨天的丸子换成了新鲜的，还多加了一块卤牛肉。牛肉切得巴掌大，卤汁渗透了每一道纹理，在碗底汪出浅浅一汪暗红色的汤汁。阿黄把牛肉叼到藤椅下面，放在老李的拖鞋和烟斗之间最中间的位置。然后回到门槛旁，继续守它那个已经在另一个世界里过年的主人。
鞭炮声响起来的时候，阿黄一下子站了起来。尾巴僵在半空中，耳朵竖得笔直，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、带着不确定的呜咽。它怕鞭炮——不是怕响声，是怕那个响声带来的联想。去年过年的时候，老李带着它在门口放了一挂小鞭，阿黄吓得钻到藤椅底下不肯出来。老李蹲在门口笑它，说这么大一条狗怕炮仗，丢不丢狗脸。话是这么说，老李还是把剩下的鞭炮都收起来了，说算了不放了，我阿黄怕吵。那个动作阿黄记得很清楚，老李把鞭炮塞进抽屉最里面，关上抽屉，拍了拍手上的硝烟味，回头朝它笑了一下。
抽屉现在还在那里，鞭炮也在那里。老李不在了。
阿黄从藤椅下面跑出来，在屋里转了两圈。鞭炮声越来越密，整座城市都在放烟花，天空中炸开的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红的、绿的、金的，一闪一闪地照亮了那张空藤椅。阿黄跑到藤椅前面，把前爪搭在椅面上，舔了舔扶手上那块被老李的手磨得锃亮的藤条。藤条是凉的。老李的手是热的。它把头埋进老李那件搭在椅背上的灰布外套里，外套上残留的烟草味已经很淡很淡了，但它还是用力地闻着，闻得整个身体都在发抖。它不懂什么叫过年，但它的身体能感受到今天和别的日子不一样——巷子里所有的人声、香味、灯火都指向同一件事情：团圆。然而它的团，永远地圆不上了。
鞭炮声持续了很久。阿黄在外套里埋着头，一动不动。后来声渐渐小了，它才从外套里钻出来，跳到窗台上，用鼻子顶开窗户。寒风灌进来，吹得桌上那本日历哗哗翻了好几页。阿黄回头看了一眼——日历翻过了老李写“买药”的那一页，翻到了新的一页上。它从窗台上跳下来，走到桌前，用鼻子拱着日历往回翻，翻了一页又一页，直到重新翻到老李写“买药”的那一页。然后用爪子按住，下巴搁在上面，闭上眼睛。
午夜时分，巷子里安静了下来。守岁的人们陆续睡了，只有路灯还亮着，把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的影子印在老李家的窗户上。阿黄没有睡。它从藤椅下面叼出一样东西——老李的搪瓷茶缸。茶缸内壁的茶垢还在，只是干透了，原来常年浸润的茶水被时间蒸发殆尽，只剩下一层深褐色的痕迹，像是茶杯本身长出的一层皮肤。阿黄叼着茶缸走到水碗旁边，小心翼翼地把茶缸放进去，用爪子按住，让它沉到水底。水泡从茶缸里冒出来，咕嘟咕嘟的，像是茶缸在水底下叹了口气。它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，它只是记得老李每天晚上都会把茶缸里的剩茶倒掉，用清水涮一涮，然后倒扣在桌上晾干。老李已经很久没做这个动作了，它替他做。
茶缸泡了一会儿，阿黄把它叼出来放在桌上——它够不到桌面，是把前爪搭在椅子上再借力把茶缸推上去的。茶缸在桌上滚了两圈，停在日历旁边。然后它跳回藤椅下面，把老李的棉拖鞋往旁边挪了一点，给自己腾了个位置，蜷成一团，尾巴盖在鼻子上。窗外的烟花彻底停了，夜安静得像一块沉在水底的石头。阿黄在梦里看见老李回来了——老李推开那扇吱嘎作响的木门，手里拎着一袋肉馅和一捆韭菜，肩膀上落着细碎的雪花，说阿黄，今晚咱爷俩包饺子。
大年初一。清晨的阳光透过纱窗落在阿黄身上。它睁开眼睛，盯着门槛发了好一会儿呆。然后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动作跟老李一模一样——后腿蹬直，前腿趴在地上，屁股撅得高高的。它走到门口，用鼻子顶开门，走进院子里。院子里的李子树光秃秃的，枝丫上挂着一层薄霜，在晨光里晶莹地闪。树下有一片被霜打湿的落叶，边缘已经冻硬了。阿黄把落叶叼起来，抖掉上面的霜花，回到屋里，放在藤椅下那一小堆落叶的顶上。然后它退后一步坐定，看着藤椅下面那些东西——棉拖鞋、烟斗、收音机、搪瓷茶缸、放了三天的那块卤牛肉、十六片落叶。整整齐齐，一样不少。
老李没有回来。但阿黄把家守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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