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457章 老李的旧棉鞋还摆在床底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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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黄记得那双棉鞋。
黑色的灯芯绒鞋面，鞋头上磨得发亮，露出一层灰白色的布衬，像一块被翻来覆去耕了几十年的老田地，表层熟得发黑，底下的生土却永远见不着天日。鞋底是老李自己纳的——每年入冬之前，老李会从抽屉里翻出那个生了锈的锥子，坐在藤椅上，膝盖上摊一块旧帆布，锥子先在鞋底上扎一个眼，然后把麻线穿过去，用力一拉，再扎一个眼，再穿一针。他干活的时候不戴老花镜，眯着眼睛把脸凑得离锥尖很近很近，阿黄趴在藤椅下面，能听见麻线穿过鞋底时发出的“嗤嗤”声，像是蛇在草丛里游走。有一年老李扎歪了，锥尖刺破了手指，血珠子冒出来，他骂了一句他妈的，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吮，然后从兜里摸出一片创可贴缠上去，继续纳。阿黄站起来，舔了舔老李垂在椅腿旁边的手指——那只被锥子扎破的、还在微微渗血的食指。老李低头看它，说，狗鼻子就是尖，隔着三里地都能闻见血味。语气凶巴巴的，但他俯下身子挠了挠阿黄的下巴，指甲缝里还塞着麻线的碎屑，挠得阿黄的耳朵往后翻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。
那双棉鞋纳好了之后，老李只在冬天最冷的时候穿。南方的冬天不比北方，冷是往骨头缝里钻的那种，老李的脚踝上有当年在工厂砸出来的旧伤，一到冬天旧伤就发酸发胀，穿那双千层底的棉鞋才能好受一点。上床睡觉的时候他把棉鞋脱在床边的踏板上，鞋头朝外，鞋跟挨着床脚，摆得端端正正的，像是随时准备着半夜里有什么急事一伸脚就能穿进去。每天早上阿黄醒得比老李早，它从藤椅下面钻出来，伸一个懒腰，四条腿前后绷直，尾巴翘得老高，然后走过去闻一闻那双棉鞋——鞋窝里有老李脚上的体温在被窝里捂了一夜的余温，混着棉花和麻线的味道，还有一点点从鞋底夹层里渗出来的土地和灰尘的土腥味。那股味道像一把钝刀子切进黄油里，缓慢但毫不费力地穿透了清晨寒冷的空气，一直钻到阿黄鼻腔最深处的嗅上皮上。阿黄能从那团气味里分辨出老李昨夜睡得好不好——如果他翻了很多次身，鞋窝里的温度会比较低，因为脚在被子外面晾了太久；如果他睡得很沉，鞋窝里的温度就高而均匀，像一块被焐热的石头。阿黄不懂科学，但它懂老李。
现在是傍晚。太阳快要落山了，光线从堂屋西墙那个巴掌大的小窗里斜斜地打进来，穿过藤椅的竹篾缝隙，在地上投下一条一条细长的阴影。阿黄趴在藤椅下面，望着床底下那双旧棉鞋。鞋面上落了一层灰，鞋头的灯芯绒被磨破了一个小洞，露出一小团发黄的棉花，像一颗还没孵化的蚕茧。老李已经走了二十五天。二十五天，阿黄每天都会趴在藤椅下面，隔着堂屋和卧室之间的那道门槛，远远地看着那双棉鞋。它不敢走过去。不是因为怕——阿黄这辈子除了打雷之外没怕过任何东西——是它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告诉它：那双棉鞋是老李脱下来放在那里的。鞋头朝外，鞋跟挨着床脚，和他上床睡觉的时候摆的一模一样，像是他半夜还会起来穿它。
如果你走过厨房，灶台上老李的搪瓷缸还在，缸底还有一圈干了的茶渍，茶叶渣子贴在缸壁上，干得发脆，边缘卷起来，用手指一碰就会碎成粉末。窗台上那盆老李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仙人掌还活着——它不需要怎么浇水，靠漏进来的雨水就能活，活了三年，从巴掌大长到了小臂长，身上长满了细密的刺，顶端开过两次花，每次都是黄色的，像一颗小太阳。墙上那件蓝色的旧工装还挂在门后面的钉子上，袖口磨得发白，胸前口袋里露出一截老李的老花镜腿，镜片上落了一层灰，灰下面还有老李上次擦镜片时留下的指纹，一道弧形的纹路，像一弯被云遮住了的月亮。老李的咳嗽声消失了，但他的东西都在。一件一件，各就各位，像是在等一场永远不会到来的检阅。
今天傍晚和往常有点不一样——阿黄的搪瓷碗空了三天之后，陈婶又来送东西了。这一次塞进来的不是包子，是一只碗。一只蓝边的粗瓷碗，碗里装着半碗红烧肉，肉块切得大，肥的透亮，瘦的酥烂，汤汁浓稠，上面飘着两颗八角，油脂在碗沿上凝成了一圈琥珀色的半透明边。肉的香味从门缝里挤进来，沿着地面慢慢爬过门槛，爬过堂屋的水泥地面，爬进阿黄的鼻子。
阿黄的鼻子动了。它认得这个味道。老李以前也做过红烧肉——那是过年的时候才做的。老李做的红烧肉比陈婶的卖相差得多，肥肉炖得不够透，咬下去还有点弹牙，瘦肉炖得过了，筷子一夹就散。但老李做红烧肉的时候厨房里全是烟，他一手拿着锅铲一手端着酱油瓶子，嘴里叼着烟，烟灰掉进锅里他也不管，用锅铲一搅和就不见了。他一边炒糖色一边跟阿黄说话——阿黄你别进来烫着你，阿黄这块是给你的，阿黄隔壁王老头的狗昨天偷吃了他半锅肉你猜他打了那狗几下。阿黄那时候趴在厨房门口，尾巴在地上一扫一扫的，鼻子吸满了酱油和八角和猪油混合的香气，口水滴答滴答地掉在门槛上，砸出一个个深色的湿印子。老李把肉盛出来之后，从锅里捡了一块最小最肥的，放在手心里吹了又吹，吹得肉不烫了才放在门槛上。阿黄一口叼住，肉汁从嘴角淌下来，烫得它呼哧呼哧地喘气，但它舍不得吐。
现在，一样的香味从门缝里飘进来，比陈婶上次送来的包子还要香，比巷口那家卤肉店的招牌还香。可阿黄还是趴在藤椅下面没动。它把鼻尖转向了另一边——朝向卧室里那双落满了灰的旧棉鞋。红烧肉不是老李做的。它不要吃。
巷子里有动静。先是陈婶的声音，她的大嗓门整条巷子都能听见，从巷口一直传到巷尾——“拆危房我支持，拆到老李头上，老李回来住哪儿？他在医院里躺着，你们总不能趁人家不在家把房子扒了吧？”然后是几个男人的声音，粗声粗气的，有的在解释，有的在哄劝，有的在催，三种语气像三条粗细不一的麻绳绞在一起，扯不断理还乱。阿黄竖起耳朵，把下巴从爪子上抬起来，眼睛盯着门缝，耳朵向前转了转。它听不懂人话，但它能分辨语气——陈婶的语气是锋利的，像老李切菜时那把磨得锃亮的菜刀；那些男人的语气是硬的，像冬天冻住的泥巴，又冷又实，一锄头下去只能刨出几道白印子。
铁皮门“哐”的一声被什么东西撞开了。门撞在墙上弹回来，又被一只手推开，生锈的合页发出凄厉的尖叫。阿黄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往藤椅下面缩了半寸，但它没有出来。它看到几个穿灰色制服的人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文件夹和卷尺，头发上沾着巷口槐树飘下来的枯叶。为首的是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，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，对着黑洞洞的堂屋往里看了一眼，皱着眉用笔在文件夹上写了点什么。阳光从他背后照进来，把他长长的影子投射在堂屋的水泥地上，像一把刀切开了老李家的地板。
“这房子得清人。里面还有住人没有？”
陈婶挤进来，挡在堂屋门口，两只手撑在门框上，摆出一副“我就在这里看谁敢动”的架势，她的围裙上还沾着刚才切葱的碎末。“住倒是没人住了，”她回头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阿黄，“但有条狗。老李养的狗。你们拆房子可以，总得给狗一个地方吧？”
瘦高个隔着镜片看了阿黄一眼，皱了皱眉。他低头在文件夹上又写了几个字，像是把“狗”作为一个待处理事项记录在案，然后说了一句话。话不长，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：“这儿要拆了建停车场。后天之前把狗弄走。没人领的话，让打狗队来处理。”
“打狗队”三个字砸在地上，叮叮当当滚进堂屋的角落里，滚到藤椅下面。阿黄的耳朵抖了一下。它不懂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，但它懂那个人的语气——和陈婶的语气相反，这个男人的声音里没有一点点暖意。他说话的方式像老李以前在院子里劈柴，一斧头下去，木头从中间裂成两半，干脆利落，不容商量。只不过他劈的不是柴。
那些人走了之后，陈婶在堂屋里站了很久。她先是看了看墙边那只满满当当的搪瓷碗，里面的饭已经干得裂了缝，几粒米从碗沿上滚下来落在旁边的灰里。她又看了看老李的藤椅，藤椅下面铺了一圈金黄色的槐树叶子，已经干透了，边缘卷起来，但整整齐齐地摆着，中间窝着一个狗身子压出来的浅坑。她又看了看那把藤椅，藤椅扶手上搭着老李的旧毛毯，毛毯上沾着几根白头发。她叹了口气。她弯腰把门外面那碗红烧肉端进来放在搪瓷碗旁边，离开的时候把铁皮门重新掩上，掩到只剩一条巴掌宽的缝。
傍晚的光从门缝里照进来，在地上画了一道又细又长的橙色线条，从门槛一直延伸到堂屋正中央，然后被藤椅的腿截断成两段。阿黄趴在藤椅下面，望着那道光一点一点地移动，从椅子腿的左边移到右边，再爬到对面墙上，然后慢慢变暗、变淡，最后消失在墙角的黑暗里。太阳落山了。天黑了又亮，亮了又黑。巷子里的青石板路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石缝里的青苔从翠绿变成墨绿再变成枯黄。院墙上的藤蔓叶子落光了，藤蔓的枝条光秃秃地贴在墙面上，像一道道干瘪的血管。隔壁王老头养的芦花鸡又孵了一窝小鸡，毛茸茸的小鸡们在巷子里叽叽喳喳地跟着母鸡跑来跑去，路过老李家门口的时候总爱从门缝里伸头进来看一眼，看见一条黄狗趴在藤椅下面，就把头缩回去，继续跟着妈妈走远了。
阿黄一直趴着。它把鼻子塞进老李的旧毛毯里——毛毯上老李的气味已经快散尽了，但用力吸，用力吸，还是能吸到一点点，像从一块榨干了的海绵里挤出的最后一滴水。
那天夜里起了风。
风从门缝里灌进来，把地上的落叶吹得翻了个身。阿黄在风声中做了一个梦。梦里是春天，老李还在，他坐在藤椅上，手里拿着那双旧棉鞋，用针线缝鞋面上那个磨破的小洞。他的手比阿黄记忆里更瘦了，手背上的青筋凸起来，像几条弯弯曲曲的河流穿过干涸的河床。针脚缝得歪歪扭扭，但他缝得很仔细，每一针都扎在破洞的边缘，把发黄的棉花一点一点塞回去，再用线把洞口收拢。阿黄趴在他脚边，尾巴在地上画着圈，看着他把鞋面上的破洞一针一针地缝好，然后把棉鞋举到眼前打量了一下，转过身来叫它。阿黄，你试试。他用粗糙的手指把棉鞋套在阿黄的鼻子上。鞋子太大了，罩住了阿黄的半张脸，眼前一下子黑乎乎的，只闻到棉花和麻线的味道，还有老李手指上残留的烟草味，温热的，干燥的，熟悉的。它在鞋窝里打了个喷嚏，老李笑了起来。他笑得咳嗽了，咳得很厉害，整个藤椅都在震动，但他还是笑。阿黄想把鼻子从鞋窝里抽出来看老李的脸，但鞋窝里的黑暗太深了，太暖了，它怎么都挣不脱。
阿黄在藤椅下面睁开了眼睛。月光清冷，满室空寂。鼻子上的棉鞋不见了，老李也不见了，只有风还在吹着，把巷口槐树上的最后几片叶子吹了下来，吹过院墙，吹过门槛，落在藤椅下面那只搪瓷碗旁边。
天亮的时候，陈婶又来了。她推开铁皮门，手里拿着一根绳子，站在门口，犹豫了很久。阿黄看着她手里的绳子，没有动。它不知道绳子是干什么用的，但它知道一件事——如果陈婶要带它走，它也不会咬她。不是因为它不害怕，而是因为陈婶是那个在老李走的第三天就开始往门缝里塞东西的人。猪肉白菜馅的包子，白面皮，肥肉丁子半透明。半碗红烧肉，八角还飘在汤汁上。昨天是一碗排骨汤，骨头炖得酥烂，骨髓从骨头两端露出一点点，汤面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油皮。阿黄一口都没吃。它还是瘦，瘦得肋骨一根一根凸出来，像一架废弃的旧风箱。但它不饿——或者说，它已经不知道什么叫饿了。饿是身体的事，而它的身体好像已经不再是它自己的了。它只是一团趴在藤椅下面的影子，等待一个不会回来的人。
陈婶拿着绳子在门口站了很久。最后她把绳子收起来，蹲下身，把红烧肉的碗往阿黄的方向推了推，说了一句话，声音比平时的嗓门小了很多：“阿黄啊，你得吃点东西。你不吃东西，怎么等得到老李回来？”她的语气是从未有过的轻，像是怕把什么东西吵醒，又像是怕把什么东西弄碎了。然后她站起来，用袖子擦了擦眼角——可能是风大，巷子里的秋风总是裹着沙土——走出去，把门掩上了。
阿黄趴在藤椅下面，看着门缝里的光。它在等。等一个咳嗽声。等一个一重一轻的脚步声。等一双脱下来摆在床边的棉鞋。等一个粗糙的手掌覆在它的后脑勺上，说，阿黄，跟我回家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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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色的灯芯绒鞋面，鞋头上磨得发亮，露出一层灰白色的布衬，像一块被翻来覆去耕了几十年的老田地，表层熟得发黑，底下的生土却永远见不着天日。鞋底是老李自己纳的——每年入冬之前，老李会从抽屉里翻出那个生了锈的锥子，坐在藤椅上，膝盖上摊一块旧帆布，锥子先在鞋底上扎一个眼，然后把麻线穿过去，用力一拉，再扎一个眼，再穿一针。他干活的时候不戴老花镜，眯着眼睛把脸凑得离锥尖很近很近，阿黄趴在藤椅下面，能听见麻线穿过鞋底时发出的“嗤嗤”声，像是蛇在草丛里游走。有一年老李扎歪了，锥尖刺破了手指，血珠子冒出来，他骂了一句他妈的，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吮，然后从兜里摸出一片创可贴缠上去，继续纳。阿黄站起来，舔了舔老李垂在椅腿旁边的手指——那只被锥子扎破的、还在微微渗血的食指。老李低头看它，说，狗鼻子就是尖，隔着三里地都能闻见血味。语气凶巴巴的，但他俯下身子挠了挠阿黄的下巴，指甲缝里还塞着麻线的碎屑，挠得阿黄的耳朵往后翻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。
那双棉鞋纳好了之后，老李只在冬天最冷的时候穿。南方的冬天不比北方，冷是往骨头缝里钻的那种，老李的脚踝上有当年在工厂砸出来的旧伤，一到冬天旧伤就发酸发胀，穿那双千层底的棉鞋才能好受一点。上床睡觉的时候他把棉鞋脱在床边的踏板上，鞋头朝外，鞋跟挨着床脚，摆得端端正正的，像是随时准备着半夜里有什么急事一伸脚就能穿进去。每天早上阿黄醒得比老李早，它从藤椅下面钻出来，伸一个懒腰，四条腿前后绷直，尾巴翘得老高，然后走过去闻一闻那双棉鞋——鞋窝里有老李脚上的体温在被窝里捂了一夜的余温，混着棉花和麻线的味道，还有一点点从鞋底夹层里渗出来的土地和灰尘的土腥味。那股味道像一把钝刀子切进黄油里，缓慢但毫不费力地穿透了清晨寒冷的空气，一直钻到阿黄鼻腔最深处的嗅上皮上。阿黄能从那团气味里分辨出老李昨夜睡得好不好——如果他翻了很多次身，鞋窝里的温度会比较低，因为脚在被子外面晾了太久；如果他睡得很沉，鞋窝里的温度就高而均匀，像一块被焐热的石头。阿黄不懂科学，但它懂老李。
现在是傍晚。太阳快要落山了，光线从堂屋西墙那个巴掌大的小窗里斜斜地打进来，穿过藤椅的竹篾缝隙，在地上投下一条一条细长的阴影。阿黄趴在藤椅下面，望着床底下那双旧棉鞋。鞋面上落了一层灰，鞋头的灯芯绒被磨破了一个小洞，露出一小团发黄的棉花，像一颗还没孵化的蚕茧。老李已经走了二十五天。二十五天，阿黄每天都会趴在藤椅下面，隔着堂屋和卧室之间的那道门槛，远远地看着那双棉鞋。它不敢走过去。不是因为怕——阿黄这辈子除了打雷之外没怕过任何东西——是它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告诉它：那双棉鞋是老李脱下来放在那里的。鞋头朝外，鞋跟挨着床脚，和他上床睡觉的时候摆的一模一样，像是他半夜还会起来穿它。
如果你走过厨房，灶台上老李的搪瓷缸还在，缸底还有一圈干了的茶渍，茶叶渣子贴在缸壁上，干得发脆，边缘卷起来，用手指一碰就会碎成粉末。窗台上那盆老李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仙人掌还活着——它不需要怎么浇水，靠漏进来的雨水就能活，活了三年，从巴掌大长到了小臂长，身上长满了细密的刺，顶端开过两次花，每次都是黄色的，像一颗小太阳。墙上那件蓝色的旧工装还挂在门后面的钉子上，袖口磨得发白，胸前口袋里露出一截老李的老花镜腿，镜片上落了一层灰，灰下面还有老李上次擦镜片时留下的指纹，一道弧形的纹路，像一弯被云遮住了的月亮。老李的咳嗽声消失了，但他的东西都在。一件一件，各就各位，像是在等一场永远不会到来的检阅。
今天傍晚和往常有点不一样——阿黄的搪瓷碗空了三天之后，陈婶又来送东西了。这一次塞进来的不是包子，是一只碗。一只蓝边的粗瓷碗，碗里装着半碗红烧肉，肉块切得大，肥的透亮，瘦的酥烂，汤汁浓稠，上面飘着两颗八角，油脂在碗沿上凝成了一圈琥珀色的半透明边。肉的香味从门缝里挤进来，沿着地面慢慢爬过门槛，爬过堂屋的水泥地面，爬进阿黄的鼻子。
阿黄的鼻子动了。它认得这个味道。老李以前也做过红烧肉——那是过年的时候才做的。老李做的红烧肉比陈婶的卖相差得多，肥肉炖得不够透，咬下去还有点弹牙，瘦肉炖得过了，筷子一夹就散。但老李做红烧肉的时候厨房里全是烟，他一手拿着锅铲一手端着酱油瓶子，嘴里叼着烟，烟灰掉进锅里他也不管，用锅铲一搅和就不见了。他一边炒糖色一边跟阿黄说话——阿黄你别进来烫着你，阿黄这块是给你的，阿黄隔壁王老头的狗昨天偷吃了他半锅肉你猜他打了那狗几下。阿黄那时候趴在厨房门口，尾巴在地上一扫一扫的，鼻子吸满了酱油和八角和猪油混合的香气，口水滴答滴答地掉在门槛上，砸出一个个深色的湿印子。老李把肉盛出来之后，从锅里捡了一块最小最肥的，放在手心里吹了又吹，吹得肉不烫了才放在门槛上。阿黄一口叼住，肉汁从嘴角淌下来，烫得它呼哧呼哧地喘气，但它舍不得吐。
现在，一样的香味从门缝里飘进来，比陈婶上次送来的包子还要香，比巷口那家卤肉店的招牌还香。可阿黄还是趴在藤椅下面没动。它把鼻尖转向了另一边——朝向卧室里那双落满了灰的旧棉鞋。红烧肉不是老李做的。它不要吃。
巷子里有动静。先是陈婶的声音，她的大嗓门整条巷子都能听见，从巷口一直传到巷尾——“拆危房我支持，拆到老李头上，老李回来住哪儿？他在医院里躺着，你们总不能趁人家不在家把房子扒了吧？”然后是几个男人的声音，粗声粗气的，有的在解释，有的在哄劝，有的在催，三种语气像三条粗细不一的麻绳绞在一起，扯不断理还乱。阿黄竖起耳朵，把下巴从爪子上抬起来，眼睛盯着门缝，耳朵向前转了转。它听不懂人话，但它能分辨语气——陈婶的语气是锋利的，像老李切菜时那把磨得锃亮的菜刀；那些男人的语气是硬的，像冬天冻住的泥巴，又冷又实，一锄头下去只能刨出几道白印子。
铁皮门“哐”的一声被什么东西撞开了。门撞在墙上弹回来，又被一只手推开，生锈的合页发出凄厉的尖叫。阿黄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往藤椅下面缩了半寸，但它没有出来。它看到几个穿灰色制服的人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文件夹和卷尺，头发上沾着巷口槐树飘下来的枯叶。为首的是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，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，对着黑洞洞的堂屋往里看了一眼，皱着眉用笔在文件夹上写了点什么。阳光从他背后照进来，把他长长的影子投射在堂屋的水泥地上，像一把刀切开了老李家的地板。
“这房子得清人。里面还有住人没有？”
陈婶挤进来，挡在堂屋门口，两只手撑在门框上，摆出一副“我就在这里看谁敢动”的架势，她的围裙上还沾着刚才切葱的碎末。“住倒是没人住了，”她回头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阿黄，“但有条狗。老李养的狗。你们拆房子可以，总得给狗一个地方吧？”
瘦高个隔着镜片看了阿黄一眼，皱了皱眉。他低头在文件夹上又写了几个字，像是把“狗”作为一个待处理事项记录在案，然后说了一句话。话不长，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：“这儿要拆了建停车场。后天之前把狗弄走。没人领的话，让打狗队来处理。”
“打狗队”三个字砸在地上，叮叮当当滚进堂屋的角落里，滚到藤椅下面。阿黄的耳朵抖了一下。它不懂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，但它懂那个人的语气——和陈婶的语气相反，这个男人的声音里没有一点点暖意。他说话的方式像老李以前在院子里劈柴，一斧头下去，木头从中间裂成两半，干脆利落，不容商量。只不过他劈的不是柴。
那些人走了之后，陈婶在堂屋里站了很久。她先是看了看墙边那只满满当当的搪瓷碗，里面的饭已经干得裂了缝，几粒米从碗沿上滚下来落在旁边的灰里。她又看了看老李的藤椅，藤椅下面铺了一圈金黄色的槐树叶子，已经干透了，边缘卷起来，但整整齐齐地摆着，中间窝着一个狗身子压出来的浅坑。她又看了看那把藤椅，藤椅扶手上搭着老李的旧毛毯，毛毯上沾着几根白头发。她叹了口气。她弯腰把门外面那碗红烧肉端进来放在搪瓷碗旁边，离开的时候把铁皮门重新掩上，掩到只剩一条巴掌宽的缝。
傍晚的光从门缝里照进来，在地上画了一道又细又长的橙色线条，从门槛一直延伸到堂屋正中央，然后被藤椅的腿截断成两段。阿黄趴在藤椅下面，望着那道光一点一点地移动，从椅子腿的左边移到右边，再爬到对面墙上，然后慢慢变暗、变淡，最后消失在墙角的黑暗里。太阳落山了。天黑了又亮，亮了又黑。巷子里的青石板路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石缝里的青苔从翠绿变成墨绿再变成枯黄。院墙上的藤蔓叶子落光了，藤蔓的枝条光秃秃地贴在墙面上，像一道道干瘪的血管。隔壁王老头养的芦花鸡又孵了一窝小鸡，毛茸茸的小鸡们在巷子里叽叽喳喳地跟着母鸡跑来跑去，路过老李家门口的时候总爱从门缝里伸头进来看一眼，看见一条黄狗趴在藤椅下面，就把头缩回去，继续跟着妈妈走远了。
阿黄一直趴着。它把鼻子塞进老李的旧毛毯里——毛毯上老李的气味已经快散尽了，但用力吸，用力吸，还是能吸到一点点，像从一块榨干了的海绵里挤出的最后一滴水。
那天夜里起了风。
风从门缝里灌进来，把地上的落叶吹得翻了个身。阿黄在风声中做了一个梦。梦里是春天，老李还在，他坐在藤椅上，手里拿着那双旧棉鞋，用针线缝鞋面上那个磨破的小洞。他的手比阿黄记忆里更瘦了，手背上的青筋凸起来，像几条弯弯曲曲的河流穿过干涸的河床。针脚缝得歪歪扭扭，但他缝得很仔细，每一针都扎在破洞的边缘，把发黄的棉花一点一点塞回去，再用线把洞口收拢。阿黄趴在他脚边，尾巴在地上画着圈，看着他把鞋面上的破洞一针一针地缝好，然后把棉鞋举到眼前打量了一下，转过身来叫它。阿黄，你试试。他用粗糙的手指把棉鞋套在阿黄的鼻子上。鞋子太大了，罩住了阿黄的半张脸，眼前一下子黑乎乎的，只闻到棉花和麻线的味道，还有老李手指上残留的烟草味，温热的，干燥的，熟悉的。它在鞋窝里打了个喷嚏，老李笑了起来。他笑得咳嗽了，咳得很厉害，整个藤椅都在震动，但他还是笑。阿黄想把鼻子从鞋窝里抽出来看老李的脸，但鞋窝里的黑暗太深了，太暖了，它怎么都挣不脱。
阿黄在藤椅下面睁开了眼睛。月光清冷，满室空寂。鼻子上的棉鞋不见了，老李也不见了，只有风还在吹着，把巷口槐树上的最后几片叶子吹了下来，吹过院墙，吹过门槛，落在藤椅下面那只搪瓷碗旁边。
天亮的时候，陈婶又来了。她推开铁皮门，手里拿着一根绳子，站在门口，犹豫了很久。阿黄看着她手里的绳子，没有动。它不知道绳子是干什么用的，但它知道一件事——如果陈婶要带它走，它也不会咬她。不是因为它不害怕，而是因为陈婶是那个在老李走的第三天就开始往门缝里塞东西的人。猪肉白菜馅的包子，白面皮，肥肉丁子半透明。半碗红烧肉，八角还飘在汤汁上。昨天是一碗排骨汤，骨头炖得酥烂，骨髓从骨头两端露出一点点，汤面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油皮。阿黄一口都没吃。它还是瘦，瘦得肋骨一根一根凸出来，像一架废弃的旧风箱。但它不饿——或者说，它已经不知道什么叫饿了。饿是身体的事，而它的身体好像已经不再是它自己的了。它只是一团趴在藤椅下面的影子，等待一个不会回来的人。
陈婶拿着绳子在门口站了很久。最后她把绳子收起来，蹲下身，把红烧肉的碗往阿黄的方向推了推，说了一句话，声音比平时的嗓门小了很多：“阿黄啊，你得吃点东西。你不吃东西，怎么等得到老李回来？”她的语气是从未有过的轻，像是怕把什么东西吵醒，又像是怕把什么东西弄碎了。然后她站起来，用袖子擦了擦眼角——可能是风大，巷子里的秋风总是裹着沙土——走出去，把门掩上了。
阿黄趴在藤椅下面，看着门缝里的光。它在等。等一个咳嗽声。等一个一重一轻的脚步声。等一双脱下来摆在床边的棉鞋。等一个粗糙的手掌覆在它的后脑勺上，说，阿黄，跟我回家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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