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章：清河的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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傍晚，陶爱民去了清河边。
出门的时候母亲让他带伞，他没带。六月的傍晚，天边堆着云，云底下是压得很低的绿色，那是清河两岸三千亩稻田。稻子正在拔节，风一过，一整片一整片地伏下去又立起来，像有什么东西在田间走。
清河在镇的北面。他沿着田埂走过去，远远就看见那道河堤——说是堤，其实已经不像堤了。堤顶被人踩出了路，堤坡上种着黄豆，河道从堤中间流过去，窄的地方一步能跨过去，水浑黄，流得很慢。
十七年没疏浚过的河，就是这个样子。
河床一年一年地淤高，河道一年一年地变窄，汛期一来，上游下来的水没有地方走，就漫过堤顶往田里灌。红旗镇的老人都知道：清河三年一小淹，五年一大淹。去年秋天那场水，淹了三千一百亩，最深处齐腰，晚稻绝收。
前世，他也是站在这样的堤上看这条河。不过那是四年后，1994年的夏天，他刚回镇上报到，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沿着河堤跑了一整天。那时候他看着淤成一条水沟的清河，心里想的是：这镇上连一条河都治不起，我在这儿能干出什么名堂。
两年后，他干出来了。以工代赈，受益户投劳，河道砂石收益抵工程款，十七点四公里，八万六千个工日，总造价三百四十万，财政只掏了一百三十万。再往后，1998年夏天，那场大水冲垮了周围所有的堤，只有红旗镇的清河，零溃口，零死亡。
但那是后来的事。后来的事里还有一件，他不想细想，又不能不想——1998年8月，三十米的溃口出现在上游邻镇，洪水扑向红旗镇的方向，是一个镇长和一个派出所长，在堤上守了十一天十夜之后，跳进了水里。
堤还在，河还在，一切都可以重来。
陶爱民脱了鞋，把裤腿卷到膝盖，从堤坡走下去，一脚踩进了清河里。
水凉。
六月的河水，凉的成分很复杂：上游山塘放下来的水，地下水渗出来的水，还有河底那种常年不见天日的、阴凉的淤泥。脚底下是卵石，圆的，滑的，硌得脚心发麻。水流过小腿，一层一层地推，像无数只小手在轻轻扒着。
他在水里站了很久。
三十七年了——他这一辈子，从十八岁到五十五岁，摸过**台的天鹅绒，握过几十万人的手，端过国宴的酒杯，也戴过冰凉的手铐。可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，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自己的两只脚，站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。
水是实的。石头是实的。凉是实的。
“三十七年，“他对着河面轻轻说了一句，“头一回觉得脚底下是实的。“
河面上飞过一只白鹭，落在对岸的浅滩上，歪着头看他。
“陶爱民。“
堤上有人喊他。李正律坐在堤顶的老柳树底下，两条腿悬空晃着，帆布书包抱在怀里，“我说到处找你，你跑河里站着干什么？又不是鱼。“
“凉快。“陶爱民从河里出来，在石头上蹭脚上的泥，穿鞋。
李正律从堤上溜下来，两人并肩坐在堤坡上。夕阳把河水照成一条金红色的带子，远处村子里升起炊烟，一条狗在田埂上跑，惊起一片蛙声。
“明天第一天，“李正律说，“语文加数学。你最怕哪门？“
“都不怕。“
“吹吧。“李正律从书包里摸出两个还带着体温的煮鸡蛋，塞给他一个，“我妈煮的，说是给你考试的。我跟她说了，陶爱民语文全市第一。我妈说，第一不第一的，孩子可怜，爹妈都是苦人。“
陶爱民捏着那个鸡蛋，蛋壳上还沾着一点柴灰。
“正律，“他忽然问，“你说，咱们念完书，图什么？“
李正律愣了一下。这个问题从陶爱民嘴里问出来，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稀罕。往常这个人问的都是“这道题第二种解法是什么“。
“图什么……“李正律认真地想了想，“我妈说，图个跳出去，别再脸朝黄土背朝天。我自己想的，刚才不是说了吗——进检察院，管官。“
“管官图什么？“
“图个公道。“李正律说得很慢，但一个字一个字都很稳，“去年冬天，镇粮站收粮，压咱李家坳的水分，一百斤扣八斤。同样的稻子，河西的粮站就只扣三斤。我爹去讲理，让人轰出来了。后来才知道，河西粮站的站长，跟村支书是连襟。你说这叫什么事？没人管，就这么过去；有人管，就得改。我想当那个管的人。“
陶爱民没说话。
这个道理，他用了三十七年、搭上一条命才弄明白。而身边这个十八岁的人，坐在河堤上，吃着一个鸡蛋，就说出来了。
天黑透了两人才回家。到家时父亲已经吃过了，母亲给他留着饭，锅里温着。他扒完饭，把明天要用的东西又检查了一遍：准考证，两支钢笔，垫板，一小瓶蓝黑墨水，两块钱。
夜里十点半，他躺下了。
竹子席，蚊帐，窗外蛙声一片。他在黑暗里睁着眼，把明天下午的数学在心里过了一遍——不是过题目，题目他闭着眼都会；他过的是自己：拿到卷子先写名字；从第一题做起；大题演算两遍；最后留二十分钟，专查负号、小数点、抄写。
前世那道坎，就在明天下午。
一道大题七分。七分，让一个十八岁的农村青年多读了一年补习班，让他父亲多抽了一年的烟。再往后那三十七年的第一步，就是从丢掉这七分开始的——一步慢，步步慢，慢到最后，他用一辈子的力气去追，追成了一条歧路。
这一次，一分都不能丢。
他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，十一点前就睡着了。
半夜，他被极轻的脚步声弄醒——不是醒，是那种半睡半醒之间，身体先于意识的感觉。
有人进了屋。是父亲。
陶爱民没动，匀着呼吸。父亲走到床边，替他把踢开的毛巾被角掖进席子底下，动作很重的人，这一下却轻得像怕碰碎什么。掖完被，父亲没走，就站在蚊帐外面。
月光从窗棂里漏进来，能看见父亲站着的样子：赤着膊，肩膀因为三十年的台钳和锉刀，比常人厚一圈、斜一角；手垂在身侧，右手的食指习惯性地微微屈着——那是长期握锉刀留下的形状。
父亲站了能有半支烟的工夫，一个字没说，转身出去了。
过了一会儿，院子里传来“沙、沙、沙“的声音，不紧不慢，很有耐性。
那是磨刀石的声音。父亲在院里磨那把旧镰刀——那把镰刀开春刚磨过，根本不钝。
第二天清晨五点，陶爱民起床，推开院门。磨刀石上躺着那把镰刀，刃口在晨光里泛着一道新雪一样的白。而猪圈里，那头留着过年的猪，食槽里多了一层压实的豆饼——父亲把家里攒着喂到冬至的豆饼，全提前喂进去了。
猪要催肥。肥了，才能卖上价。
陶爱民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。
他还不知道自己能考多少分。但他已经知道了一件事：这个一辈子说不出一句软话的男人，从今天凌晨起，就在用他全部会的办法，给儿子凑学费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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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门的时候母亲让他带伞，他没带。六月的傍晚，天边堆着云，云底下是压得很低的绿色，那是清河两岸三千亩稻田。稻子正在拔节，风一过，一整片一整片地伏下去又立起来，像有什么东西在田间走。
清河在镇的北面。他沿着田埂走过去，远远就看见那道河堤——说是堤，其实已经不像堤了。堤顶被人踩出了路，堤坡上种着黄豆，河道从堤中间流过去，窄的地方一步能跨过去，水浑黄，流得很慢。
十七年没疏浚过的河，就是这个样子。
河床一年一年地淤高，河道一年一年地变窄，汛期一来，上游下来的水没有地方走，就漫过堤顶往田里灌。红旗镇的老人都知道：清河三年一小淹，五年一大淹。去年秋天那场水，淹了三千一百亩，最深处齐腰，晚稻绝收。
前世，他也是站在这样的堤上看这条河。不过那是四年后，1994年的夏天，他刚回镇上报到，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沿着河堤跑了一整天。那时候他看着淤成一条水沟的清河，心里想的是：这镇上连一条河都治不起，我在这儿能干出什么名堂。
两年后，他干出来了。以工代赈，受益户投劳，河道砂石收益抵工程款，十七点四公里，八万六千个工日，总造价三百四十万，财政只掏了一百三十万。再往后，1998年夏天，那场大水冲垮了周围所有的堤，只有红旗镇的清河，零溃口，零死亡。
但那是后来的事。后来的事里还有一件，他不想细想，又不能不想——1998年8月，三十米的溃口出现在上游邻镇，洪水扑向红旗镇的方向，是一个镇长和一个派出所长，在堤上守了十一天十夜之后，跳进了水里。
堤还在，河还在，一切都可以重来。
陶爱民脱了鞋，把裤腿卷到膝盖，从堤坡走下去，一脚踩进了清河里。
水凉。
六月的河水，凉的成分很复杂：上游山塘放下来的水，地下水渗出来的水，还有河底那种常年不见天日的、阴凉的淤泥。脚底下是卵石，圆的，滑的，硌得脚心发麻。水流过小腿，一层一层地推，像无数只小手在轻轻扒着。
他在水里站了很久。
三十七年了——他这一辈子，从十八岁到五十五岁，摸过**台的天鹅绒，握过几十万人的手，端过国宴的酒杯，也戴过冰凉的手铐。可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，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自己的两只脚，站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。
水是实的。石头是实的。凉是实的。
“三十七年，“他对着河面轻轻说了一句，“头一回觉得脚底下是实的。“
河面上飞过一只白鹭，落在对岸的浅滩上，歪着头看他。
“陶爱民。“
堤上有人喊他。李正律坐在堤顶的老柳树底下，两条腿悬空晃着，帆布书包抱在怀里，“我说到处找你，你跑河里站着干什么？又不是鱼。“
“凉快。“陶爱民从河里出来，在石头上蹭脚上的泥，穿鞋。
李正律从堤上溜下来，两人并肩坐在堤坡上。夕阳把河水照成一条金红色的带子，远处村子里升起炊烟，一条狗在田埂上跑，惊起一片蛙声。
“明天第一天，“李正律说，“语文加数学。你最怕哪门？“
“都不怕。“
“吹吧。“李正律从书包里摸出两个还带着体温的煮鸡蛋，塞给他一个，“我妈煮的，说是给你考试的。我跟她说了，陶爱民语文全市第一。我妈说，第一不第一的，孩子可怜，爹妈都是苦人。“
陶爱民捏着那个鸡蛋，蛋壳上还沾着一点柴灰。
“正律，“他忽然问，“你说，咱们念完书，图什么？“
李正律愣了一下。这个问题从陶爱民嘴里问出来，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稀罕。往常这个人问的都是“这道题第二种解法是什么“。
“图什么……“李正律认真地想了想，“我妈说，图个跳出去，别再脸朝黄土背朝天。我自己想的，刚才不是说了吗——进检察院，管官。“
“管官图什么？“
“图个公道。“李正律说得很慢，但一个字一个字都很稳，“去年冬天，镇粮站收粮，压咱李家坳的水分，一百斤扣八斤。同样的稻子，河西的粮站就只扣三斤。我爹去讲理，让人轰出来了。后来才知道，河西粮站的站长，跟村支书是连襟。你说这叫什么事？没人管，就这么过去；有人管，就得改。我想当那个管的人。“
陶爱民没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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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里十点半，他躺下了。
竹子席，蚊帐，窗外蛙声一片。他在黑暗里睁着眼，把明天下午的数学在心里过了一遍——不是过题目，题目他闭着眼都会；他过的是自己：拿到卷子先写名字；从第一题做起；大题演算两遍；最后留二十分钟，专查负号、小数点、抄写。
前世那道坎，就在明天下午。
一道大题七分。七分，让一个十八岁的农村青年多读了一年补习班，让他父亲多抽了一年的烟。再往后那三十七年的第一步，就是从丢掉这七分开始的——一步慢，步步慢，慢到最后，他用一辈子的力气去追，追成了一条歧路。
这一次，一分都不能丢。
他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，十一点前就睡着了。
半夜，他被极轻的脚步声弄醒——不是醒，是那种半睡半醒之间，身体先于意识的感觉。
有人进了屋。是父亲。
陶爱民没动，匀着呼吸。父亲走到床边，替他把踢开的毛巾被角掖进席子底下，动作很重的人，这一下却轻得像怕碰碎什么。掖完被，父亲没走，就站在蚊帐外面。
月光从窗棂里漏进来，能看见父亲站着的样子：赤着膊，肩膀因为三十年的台钳和锉刀，比常人厚一圈、斜一角；手垂在身侧，右手的食指习惯性地微微屈着——那是长期握锉刀留下的形状。
父亲站了能有半支烟的工夫，一个字没说，转身出去了。
过了一会儿，院子里传来“沙、沙、沙“的声音，不紧不慢，很有耐性。
那是磨刀石的声音。父亲在院里磨那把旧镰刀——那把镰刀开春刚磨过，根本不钝。
第二天清晨五点，陶爱民起床，推开院门。磨刀石上躺着那把镰刀，刃口在晨光里泛着一道新雪一样的白。而猪圈里，那头留着过年的猪，食槽里多了一层压实的豆饼——父亲把家里攒着喂到冬至的豆饼，全提前喂进去了。
猪要催肥。肥了，才能卖上价。
陶爱民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。
他还不知道自己能考多少分。但他已经知道了一件事：这个一辈子说不出一句软话的男人，从今天凌晨起，就在用他全部会的办法，给儿子凑学费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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